科举制之所以能够在全社会推广,就是书籍和

这就好比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最初人们打个电话都很困难,要查阅一本书也很麻烦,人们对外界缺乏了解,眼界很窄;后来电话、电视普及了,家家户户都能远距离通信,又通过电视了解最新资讯,眼界随之开阔,知识量增加;再后来手机、电脑普及了,随时随地知晓远在千里的事情,随心随想去查阅任何信息,人们的知识量暴涨,思想也更开阔。一个20世纪70年代的中年人所掌握的知识量,可能还没有一个“90后”的少年多,就是因为媒介传播成本越来越低、信息越来越发达。从唐代到宋代,便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全民文化素质都在提高。宋代印刷术随着宋代印刷术的发展,宋仁宗年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书籍不用手抄而是批量生产了,这再一次降低了学习成本,从而科举制能普及全国百姓,彻底地取代了贵族政治。由于有了活字印刷术,书籍数量猛增,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而且私人藏书也动辄上万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些是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用书籍,意思是这些书是罗列了藏书的目录,在宋代首次出现是一个重大标志。同时,学校的数量也在猛增,私立书院日益发达,白鹿洞书院等四大书院的规模和学术水平都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所以,“科举制”之所以能够在全社会推广,说得简单点儿,就是书籍和教育成本变成了“白菜价”,谁都承担得起了。宋代书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切问题都要靠发展来解决,如若技术不发展,哪怕唐太宗、宋太祖再重视选拔人才,也无法长久持续下去,仍会重蹈汉代“举秀才,不知书”那样被特权所垄断的现象。当然,除了信息传播成本降低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也很重要:老百姓的物质需求得到了解决。简单点儿说,就是先吃饱了饭,才有余力去读书。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马斯洛提出过“五大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首先要满足吃、穿的生理需求,其次有安全的需要,再次会有对群体归属感、精神交流的需要,第四会产生被社会尊重的需要,最后,人需要自身价值的实现和超越。五大需求层次把这个理论化繁为简,就是管仲的“衣食足,知荣辱”:我先吃饱穿暖了然后才会有精神追求。唐宋经济的富足,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这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在秦汉时期,中国南方基本是蛮荒状态,没有开发,到了唐宋时期,南方长江流域成了新的经济重心,唐宋时期的国家耕地面积增长了数倍之多,再加上曲辕犁被广泛使用于水田,插秧技术得到推广,早熟的品种得到普及,“苏湖熟,天下足”,经济实力自然也就上去了。具体地说,得益于南方雨量充足、气候温润,水稻可一年产两季、甚至三季这个农业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苏湖熟,天下足打个比方说:如果一个人在汉代种田,他只能在北方旱田种植,小麦粟米是一年一季的,一年耕种下来,可能只能养活自己,并且那个时候也不可能种玉米、土豆,因为这两种作物要等到明朝才会从美洲传进来,所以汉代的农作物是缺乏的,产量是极低的,粮食都不够吃,谁有余力去念书;可一个人在宋代种田,他可以选择在南方种水田,水稻是一年两季或三季,一年耕种下来,就可能养活两到三个人了。这说明以前是三个人干的活儿,现在只用一个人干了,剩下那两个人不用参与生产,可以去从事其他职业一读书考科举,经商、手工业等。粮食多到吃不完,挤出农业人口到各行各业去,社会也就发展了。专职读书的人多了,文化人的比例逐年提高,科举制度也就有了广泛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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