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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四十七岁时，在遥远的异乡去世了。他带着忧国忧民的满腔悲愤，带着遗憾和委屈，离开了过于幼小的儿女，离开了人世间。在宦海风波中，他任过尚书省的礼部员外郎，又以州牧而终，然而去世时室如悬馨，连自己的丧葬费也没有，遗孤只得托付朋友照料，可谓两袖清风，清贫如洗。因此，在他那里，最富足的在于精神，最眩人的要算品格，留给后人的最宝贵财富，则是他生前所写的作品。去世后不久，患难之交刘禹锡就为他编好了文集，称《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共三十卷。刘禹锡为文集写了序言，又附有韩愈写的墓志铭。人才辈出的中唐文坛上出现的这种团结合作气氛，与政界残酷无情的倾轧和意气用事的无休止党争，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在中唐曾使文化界许多人倾倒的一代文宗柳宗元逝世以后，他的名字逐渐在人们记忆中淡化消失。韩愈比柳宗元晚五年（公元年）去世。中唐古文运动由于失去这两员主将，便逐渐走向衰落，到晚唐，只存一线浅浪余波而已。韩愈和柳宗元开创的事业，后继乏人。元和十五年（公元年）以后的国家政治情况，也很不妙。宦官擅权的嚣张气焰，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谁要去收拾，包括宰相和皇帝本人在内，最终都是自己掉脑袋。朝臣众多，也并不缺乏有见识的能人，但朝臣间因为具体政见不同和亲硫关系，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党派集团，从而把力量在朝廷内部消耗殆尽。党争之祸既十分残酷，又多半是意气用事，彼此都毫不留情地罗织罪名整治对方，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政界的有为之士常常是党争中另一派整治的目标，或者被整死，或者索性整死对手。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干脆躲避政治。国家的一点元气，在阉人干政和残酷党争中，所存无几。面临国亡民穷的局面，文化自然少有人问。古文运动本已式微，所以晚唐时仅仅偶尔有人谈到柳宗元，如司空图高度扬了他的诗歌艺术，可谓知音。但柳宗元的整个文化成就，几乎无人提及，他似乎只是以往一位寻常的骚人墨客異了。五代十国时代五六十年中，中华大地烽火连天，兵连祸结，柳宗元和韩愈的名字几乎被人们遗忘。五代后晋时刘昫等撰修的《旧唐书》，虽然载有柳和韩的传，但其中“经籍志”竟不列柳宗元和韩愈的文集。历史上的许多名人，特别是文化名人，去世后的命运，经常在漫长的时间流程中表现为一种起伏不定的曲线。连公元前六世纪的大思想家孔子，他的地位本来也与墨子、老子等人差不多，到他去世后数百年的汉代，オ被尊为圣人。从此以后，他的名声オ日甚一日地高升。比孔子大约晚二百来年的孟子，长期被认为是儒家学派中的一位普通学者，其重要性大致与荀子不相上下。可是孟子学说的意义，在唐代被韩意、柳宗元等人重新认识，以至到孟子去世一千多年以后的宋代，他被尊为亚圣，有资格端坐庙堂于孔子身旁，同受祭祀膜拜之礼。这种现象，从文化传播学的观点犹可理解，后代人作为前代信息的受传者，总要受到亲身所处环境的种种影响和制约，并抱有不尽相同的目的，因此对于前人，后人头脑中难免形成带有时代印记又具自己个性特点的认识。时代不同，有关前人的这类认识也不尽相同。这一点无法避免，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只是具体情况有所不同罢了。柳宗元和韩愈在中国历史上都存在不会淹没而被重新认识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是因为地主阶级要在五代十国的分裂和衰颓的基础上，重建统一的中华帝国，就必须正视秦汉以来的经济、政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必须寻求与这变化了的现实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以利于巩固统治和维系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重视复兴儒学这件大事，改造旧儒学，创造新儒学，并使新儒学逐步完善，使它在与佛、道相争中，取得牢固的优势。再是恢复散文传统，创造新散文，并使新散文丰富多彩，人们乐于应用，以便完全取代陈腐的四六骈文。这两件事，正是当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迟早应该完成的任务。古人讲文治武功，这两件事乃是当时文治中的首要问题。柳宗元和韩愈一生奔走呼号，他们所写作品，或宏篇，或短章，几乎都与这两件事有关。因此，一旦宋代人从现实中意识到这一点，惊喜地奔向韩愈和柳宗元，继承他们的未竟事业，肯定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便成为无法避免的事。所以，到北宋初年，柳宗元历史命运的曲线，便呈现出上升趋势。从此以后，人们从各种不同角度，或以不同观点去评论他，意见纷纭，褒贬皆有。但是，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有意思的是，柳宗元和韩愈两人在他们去世后的两百来年，被宋代人同时发现，并且同时被大力宣传。发现并宣传他们的人，最早是北宋初年的柳开（公元－年）。柳开原名肩愈，这个“愈”便指韩愈；又字绍先（一作绍元），这个“先”是指他的先祖柳宗元。他对别人讲，自己取这个名和字的意思是“绍其祖（柳宗元）而肩其贤（韩愈）”。柳开热情倡导学习韩和柳，但他并未见到韩或柳的全部作品，因为唐代的手抄本早已零落失散，当时社会上很难找到完整的抄本文集。所以，柳开的宣传影响毕竟有限。这方面起更大作用的，是几十年后的穆修（公元－年）。穆修几乎用毕生精力搜集韩和柳的文集。他很早就得到了李汉编的愈文集，但他开始时只见到柳文一百余篇，花了二十余年工夫才觅得有刘禹锡序文的四十五卷本柳集。由于中国的造纸技术自汉代发明后不断改进完善，中唐又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所以宋代的传播媒介制作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因此，穆修在刻印了韩愈文集之后，终于在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年）秋天刊刻《唐柳先生集》。换句话说，柳宗元在逝世二百零五年后，就有了自己作品的木版印刷本。这成为中国最早的柳集刻本。利用先进的传播媒介制作技术，宋人在传播柳宗元作品方面，热情既高，成效又大。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文人在全世界可说是最幸运的。在两宋三百余年间，北宋人重在做柳文的收集和校订工作，南宋人则重在对柳文作音释注解。经北宋人收集校订后刊刻的柳集，包括穆修的在内，共有七个不同版本。此外，南宋又出现两个同类版本。南宋对柳文的注释工作，规模很大。如张敦颐作《柳文音辨》、严有翼作《柳文音切》、童宗说作《柳文音释》、潘纬作《柳文音义》、韩醇作《柳文训诂》等。以后，由于社会上注释本出现较多，所以又有郑定作《添注》，魏仲举作《集注》，廖莹中作《辑注》等。其中魏仲举的本子称《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所列注家包括魏仲举本人，竟达一百零二人之多，里面只有四五位是唐代人。这些注本中所列注家，包括石介、范祖禹、王安石、苏轼、曾巩等在内。多数人并非专门为柳文作注，只是在自己著作中有所论及，但这一点可说明宋代人对柳文的重视程度，和柳文传播的广泛性。经五代到宋代，柳宗元才华出众的作品被广泛传播，他一下子成为社会上知名度极高的人物。宋代人常讲的是“韩柳文章李杜诗”，柳宗元成为对宋代人影响最大的唐代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柳宗元的名字，再也不可能在历史上抹去了。官方对他也是基本肯定的。宋微宗崇宁三年（公元年）教封他为柳州文惠侯：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公元年）又加封为文惠昭灵侯。韩愈在宋代的运气更好。他不仅追谥“文忠”，又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年）与孟子、荀子、扬雄四人同受封爵，这一次韩愈封为昌黎伯。这样，韩愈便大模大样地进入孔庙，跟随孟子、荀子、扬雄之后，列于文宣王孔子之側，接受隆重祭祀。这种无上光荣，柳宗元望尘莫及，大概也是韩愈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韩、柳生前，两人都互相谦让，互相尊重，然而宋代人大都是尊韩抑柳。宋代人既承认柳宗元的历史地位，又常常把韩和柳相比较进而抨击柳宗元。这种事从宋代开始延续了上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