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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欧洲近代经济学家对生产能力理论与价值理论的区别的探讨——私人经济中的例子能最好地阐明生产能力理论与价值理论之间的区别。

让我们来假设这样的情形：两个家庭的父亲，他们都是拥有田地的农场主，每人每年各积蓄一千泰勒（德国旧银币名称），每人都有五个儿子。一位父亲将他的钱储蓄起来以获得利息，并让他所有的儿子都努力干活；另一位父亲则用积蓄将他儿子中的两个训练成拥有良好技能和聪明头脑的土地所有者，并让另外三个儿子根据他们自己的兴趣学习一种职业。前一位父亲依照价值理论行事，后一位父亲则是按照生产能力理论行事。第一位父亲在他临终的时候或许比第二位父亲拥有更多的交换价值，但从生产能力的角度来看，情况却完全不同。

后者的财产被分成了两部分，这两部分得益于改良了的管理，每一部分都能生产出比以前还是整块地的时候更多的产值；而其余的三个儿子则通过天赋学到了各种谋生的技能。前一个家庭的土地财产将被分成五份，每一份都仍沿用原来整块地使用的陈旧的生产方式经营。在后一个家庭中，精神力量和才干得以培育和开发，并且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而以后的每一代都比前一代拥有更大的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而前一个家庭的后代，则会由于地产越分越小而变得越来越穷困。因为如此，奴隶主通过奴隶的繁殖增加了他的交换价值总量，但他却毁掉了其后代的生产能力。所有用于教导年轻人、促进正义、保卫国家等的花费都是为了有利于生产能力的增长而消耗现有价值。

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废除奴隶制与采邑制，继承王位，印刷术、印刷机、邮政体系、货币、度量衡、历法、钟表、警察制等的发明，终身保有不动产法则的引进，交通工具的采用，都是生产能力的丰富源泉。要想令人信服，我们只需要对照欧洲与亚洲各国的情况就足够了。要想充分评价思想自由和意识自由对国民生产能力产生的影响，我们只需要阅读英国和西班牙的历史即可。司法公开、陪审团审判制度、议会立法、国家管理的公众控制、公众团体和自治市的自我管理、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等，都给予了立宪制国家的公民及其政府机构公职人员的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而这些精神力量是用其他方式得不到的。我们几乎设想不出任何一种法律或者公众合法决议，不会对国民生产能力的增加或减少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如果我们只将体力劳动作为财富的起因，那么我们怎么解释为什么现代国家比古代国家更富裕、人口更多、国力更强、更繁荣呢？古代国家可是用了比现在多得难以计数的人手进行劳动的（相对于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并且人们工作更努力，每一个人也都拥有更多的土地，但是人们吃的穿的质量却比现在的要差得多。为了解释这些现象，我们有必要涉及近一千年来在科学和艺术、国家和公共管理、对智力和生产能力的培育等方面取得的进步。

这些国家的现状，就是我们前人世世代代的全部发现、发明、进步、完善和努力等不断积累的结果，它们形成了现代人类的智力资本。单独的一个国家要想具有生产性，只有当它已经知道如何恰当地运用前人的成就，并通过自己的消化吸收扩大这些成就；只有在其边界内，领土的天然禀赋、其地理位置和区域、人口和政治力量能够产生足够全面的、平衡的各种财富资源，并能将其道德、智慧、商业及政治影响扩展到那些欠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国际事务中时，才能如愿以偿。

流行学派经济学家曾试图使我们相信：政治经济学不能把政治学和政治权力考虑在内。如果政治经济学仅仅把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为研究目标，那么这也许是对的。我们可以定义价格、资本、利润、工资和租金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它们分解成各种构成因素，然后观察什么因素将影响它们的涨落等，而不需要考虑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但很明显，这些内容不仅属于私人经济领域，而且也属于整个国民经济。只需要看看威尼斯、汉萨同盟、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历史，就能感受到物质财富和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多大。

每当该学派必须考虑这种相互影响时，它们常常陷入最奇怪的前后矛盾之中。我们在此只稍注意一下亚当·斯密对英国《航海法》提出的权威性意见就足够了。

这个流行学派因为没有适时地考虑生产能力的性质，没有考虑国家的综合条件，特别是忽视了同比发展农业、制造业和商业以及忽视政治力量和国内财富的重要性，尤其忽视了属于国家以及各制造行业已获充分发展的制造业力量的价值。它错误地将制造业力量与农业力量归为一类，而在谈到劳动、自然力量和资本时又十分笼统，没有考虑到它们之间存在的区别。该学派没有意识到，一个专事农业的国家与一个同时拥有农业和制造业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专事畜牧业的国家与专事农业的国家。在单一农业条件下，存在着任性与苦役、迷信与无知状况，文化、贸易、交通工具也很短缺，而政治上也很软弱。在一个专事农业的国家，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国民的身心力量被调动起来，也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国内自然能量和资源被加以利用，资本也难以积累。

我们来比较一下波兰与英国的情况：两个国家曾在同一时期处在相同的文明阶段，但现在它们之间的区别多大啊！工厂和制造业是催生国内自由、智慧、艺术与科学、国内外贸易、航海、改善交通、文明以及政治力量的原因，是冲破农业的枷锁使其重获自由并提升其商业地位的手段，它使租金、农业利润和工资大获增长，使土地财产大量增值。这个流行学派将这种教化力量归因于对外贸易，但那样做就把交换者和创造者混为一谈了。国外制造业为对外贸易提供货物，这些货物通过贸易的方式输送给我们，而我们则通过货币媒介交换国外的商品而得到产品和原材料的消费。

但是，如果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的制造业都无可争议地对我国的农业产生了有利影响，那么那些与我们有着地缘、商业和政治联系的本地制造业又会产生多少有利的影响呢？这些制造业从我们这里获取它们需要的食物和原材料不是少部分而是一大部分，其产品的价格也不会因运费太高的缘故而变得昂贵，我们的贸易也不会由于国外制造业为了满足自己国家的需求，或由于战争或由于禁止性关税的缘故，而被迫中断。

现在，我们能看到该流行学派由于将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他们研究的唯一目标，将纯粹的体力劳动认为是唯一的生产能力，因而陷入了多大的错误和矛盾之中。

根据这个学派，一个养猪的人是这个社会有生产力的成员，而一个教书育人的人却完全没有生产力。一个制作风笛或竖琴销售的匠人有生产力，而伟大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却是没有生产力的——仅仅因为他们的演出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一个拯救病人性命的医生不属于生产性阶级；相反，一个制药工人却属于生产性阶级，尽管他生产出来的交换价值（即药片）也许在其变得一文不值之前仅存在几分钟。像牛顿、瓦特或开普勒这样的人不会比一头驴、一匹马或一头拖重物的牛更具有生产力（这类劳力近来都被麦卡洛克列入了人类社会生产性系列的范围之内）。

我们不能相信萨伊已经用他自己虚构的“非物质货物”或产品修补了亚当·斯密这个学说中的缺陷，他仅是稍微粉饰了这个学说愚蠢的结论而已，并没有使其摆脱它内在的荒谬性。根据他的观点，精神（非物质）生产者具有生产性仅仅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交换价值作为酬劳，并通过牺牲交换价值来获得酬劳，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生产能力。

在他看来，精神生产者只是积聚的资本。而麦卡洛克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说，人就像他自己生产出来的机器一样也是劳动的产品。在他看来，任何研究都应该从这个观点着手去考虑。他认为，斯密理解这一原理的正确性，只是没有从中推论出正确的结论。他还从许多其他事情中得出结论说，吃与喝是生产性的行为。托马斯·库柏评估说，一位精明的美国律师值三千美元，大约是一个强壮奴隶价值的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