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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j.zjss..09.
宋韵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两宋文明的结晶，尤以南宋建都杭州后取得的成就最为辉煌。宋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最具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文化标识，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高峰。杭州方言俗称杭州话，属吴语太湖片杭州小片，是一种带有宋韵官话语言标记的吴语，主要分布在杭州老城区。杭州话既是宋室南迁的直接产物，又是宋韵文化的主要载体和历史坐标，它承载着千年宋韵。
一、杭州话是宋室南迁的直接产物
南宋延续了年（—年），前后年在杭州，从建炎三年（年）闰八月高宗自健康如临安开始，到德祐二年（年）元挟宋帝、太后等北行告终。其间北来移民所带南宋汴洛雅音与当时的杭州本地话长期共处一城，逐渐形成一种带有宋韵官话语言标记的吴语杭州话，并传承至今。
（一）杭州话是一种带有宋韵官话语言标记的吴语
杭州话的本质是地道的吴语，但又有别于一般吴语，其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诸多方面均带有一些与周边吴语不同而与北方官话相同、由南宋汴洛雅音成分构成的宋韵官话语言标记。
由史料可知，南宋建都杭州后，杭州城内一南一北两种方言共处，北来汴洛雅音属北方官话，杭州本地话属吴语，两者差异很大，互相不能通话。当时南北两种方言接触的语言环境相对宽松，北来移民并未仗其政治优势排斥或封杀杭州本地话，而是遵循语言的自然演变规律，顺势接触，逐渐形成“士族说官话，庶民说吴语”这样一种双重语言制前提下互相包容、学习和尊重的大气格局。北来官员会努力学一点儿吴语，无形中增强了官话的同化力；杭州本地人即便升任高官也不放弃自己的方言，这又加强了杭州本地话的自我生存力，两种方言就此长期共处、自然接触、互相包容、和谐发展。由于北来汴洛雅音的力量过于强大，一是其政治上的特权地位非土著可比，其语言虽始终处于周边吴语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显得孤立无援，但在当时无疑是官方工作语言，是权威方言。二是其居住相对集中，并形成小范围内（杭州十城门内）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虽然当时的社会语言环境比较宽松友好，但仍然对杭州本地话形成了巨大的渗透和冲击，致使一些汴洛雅音成分进入并替代了杭州本地话，涌现出许多语言创新。杭州本地话得益于自己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相对先进。南宋文人耐得翁在《都城纪胜·自序》中开门见山地指出：
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
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周边吴语强大的后援支持，使杭州本地话始终保持着吴语的基本性质，最终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北方官话，又有别于周边吴语这样一种带有宋韵官话语言标记的吴语杭州话。所以，杭州话是宋室南迁的直接产物，也是人类语言接触演变的鲜活标本。
（二）带有宋韵官话语言标记的杭州话在世界范围内引人瞩目
杭州话的接触形成，方言岛形式的分布，以及带有宋韵官话语言标记的这种语言现象，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实属罕见，非常引人瞩目。
杭州话由南宋时南北两种差异很大的方言接触形成这段历史确凿无疑。一般研究语言的接触，不确定的成分往往会比较多，但宋室南迁，建都杭州，其前后延续的时间、起讫的地点、南迁的重要人物及人口数量等详情，均有史料记载，毋庸置疑。所以，杭州话的接触形成不是传说，而是极其珍贵的承载着千年宋韵文化的语言活素材。
杭州话形成至今，一直以方言岛的形式屹立于周边吴语的重重包围之中。杭州话最早只通行于城墙内。城墙外通行的是属吴语太湖片苕溪小片的余杭话。城内城外的语言界线十分分明。从今天杭州人仍把余杭话叫做“墙篱笆外头的话语”（“墙篱笆”是对城墙的比喻说法），余杭人把杭州话叫做“杭白儿”的说法中，可窥见这延续近千年仅一墙之隔而方言迥异的语言奇景。随着城墙的拆除和市区面积的不断扩大，今天杭州话早已突破十城门的范围，但其核心仍然保留在以此区域为中心的原上城、下城、西湖、拱墅、江干5个区的街区部分，分布面积约平方公里，使用人口约多万。
杭州话中由南宋汴洛雅音成分构成的宋韵官话语言标记时至今日，仍非常突出，极易从周边吴语，尤其是与余杭话的比较中分辨出来。例如杭州话说“那不是他们说的”，余杭话说“个弗是倻=（倻=指‘他们’，‘=’表同音替代）话个”，差别非常明显，其指示代词、否定词、人称代词、结构助词等均与余杭话不同而与北方官话相同，并与明代史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杭音》中对杭州话的描述相呼应：
城中语音好於他郡，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呼玉为玉（音御），呼一撒为一（音倚）撒，呼百零香为百（音摆）零香，兹皆汴音也。唯江干人言语躁动，为杭人之旧音。教谕张杰尝戏曰：“高宗南渡，止带得一（音倚）百（音摆）字过来。”亦是谓也。审方音者不可不知。这也是有关杭州话与周边吴语不同，而与宋室南迁史实相关的最早历史记录。
杭州话这种因迁都而形成的语言奇观，不仅在汉语方言中独树一帜，在世界语言之林中也尚无可比之例，尽显宋韵文化底蕴。
二、杭州话是宋韵文化的主要载体
语言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同时又是一切文化的载体。杭州话本身是一种宋韵文化，同时又是宋韵文化所依托的主要载体。杭州话中官话与吴语并存不悖、珠联璧合、选择性借用等多种创新形式，充分体现出其强大的承载功能。
（一）“浑不怕”和“全不怕”：杭州话是精准解读宋韵文化的关键
官话与吴语并存不悖是杭州话最突出的表现。阅读宋以后相关文献时，需特别注意这一点，以便正确理解、精准解读各个宋韵文化要素。例如明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于谦的名作《石灰吟》，常因后人不解杭州话中的官话成分而被误读误改。原诗是这样的：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其第三句中的“浑不怕”，今人多改成“全不怕”，现杭州于谦祠所见，徐向前、沙孟海书于谦诗即如此作。其实“浑不怕”就是地道的杭州话。“浑”即“全、皆、都”的意思，是一个表示范围的常用副词。杭州话有“浑身浑脑不晓得（全然不知）”等表述，所以原诗“浑不怕”就是“全不怕”。一个“浑”字，尽显宋韵文化本色，改成“全”，虽仅一字之差，但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消失殆尽。
再如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其南渡后名作《声声慢》中有一句“憔悴损”，后人因不解其中的杭州话，只能牵强附会地解读。原词下阙是这样的：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其中“憔悴损”的“损”一直被解读为程度副词，“表示程度极高”的意思。汉语中“损”主要作动词，也可作形容词，不作程度副词。《说文解字·手部》：“损，减也。从手，员声。”徐铉音：稣本切。《康熙字典》引申后又有“伤也、贬也、失也”等义。现代汉语从方言中吸收了动词“用尖刻的话挖苦人（～人）”的义项，和形容词“刻薄、恶毒”（这人办事真～。他说的话够～的）的用法，而“损”作程度副词未见所出。其实“憔悴损”的“损”也是地道的杭州话，是吴语发展演变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小称音变。“损”实际是“损＝”，是“煞儿”的合音，其音变过程为煞＋儿n→损＝（煞儿）。后缀“儿”与前一音节合音，成为前一音节韵尾的小称音变现象至今残存在杭州话及周边吴语中，在口语中可表多种情感意义。例如杭州话中还有“好性＝（好些儿）”“软番性＝（软些儿）”；余杭话中有“屋林＝（屋里儿）”“闹宁＝（闹热儿）”等；周边吴语有“阿松＝（阿叔儿，宁波）”“醒＝醒＝（歇儿歇儿，嘉善）”“梦＝子（磨儿子，湖州）”“丫婷＝头（丫头儿头，长兴）”“金井＝鱼（金鲫儿鱼，苏州）”等。“煞”是杭州话乃至整个吴语中使用频率极高的程度副词。所以“憔悴损”就是“憔悴煞儿”,是“憔悴得很啊”的意思，并与词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叠字营造的意境呼应，把作者无聊、忧郁和惆怅等复杂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一个“损＝（煞儿）”字，杭州话中的宋韵文化特色跃然纸上，释义即刻怡然理顺，毫不牵强。
南宋时期汉语得到空前发展，口语开始向书面语渗透，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与杭州话直接相关的吴语口语成分。其间有些不明就里的描述和不合一般表达的语法现象，不少可由杭州话得到解释，所以杭州话是精准解读宋韵文化的一大关键。
（二）脸孔、脸面、面孔：杭州话官吴合璧的语言现象是宋韵创新文化的集中表现
官话与吴语珠联璧合是杭州话与众不同的一种创新表达。杭州话中有些词句具有官话中有吴语、吴语中有官话的特点。例如词语“脸孔”“晚上头”，就是由官话的“脸面”“晚上”，与吴语的“面孔”“夜头”融合而成的官吴合璧词。再如指示代词用“个个（这个）、那个”，其近指用吴语的“个个”，远指用官话的“那个”。祖父母面称用“爹爹（爷爷）、奶奶”，其“祖父”用吴语的“爹爹”，“祖母”用官话的“奶奶”。又如双宾语句用“拨=（给）本书拨=（给）我”，把吴语的“拨=本书我”和官话的“给我本书”揉合在一起。这种亦官亦吴的合璧现象，既是南北两大方言珠联璧合的结晶，又是宋韵文化创新创造的集中表现。今天流行的“吼（hold）住”“Q（cute）弹”“B（brightniss）超”“走秀（show）”等酷词，其实都是杭州话“脸孔”的翻版。
创新创造是宋韵文化中非常突出的一大表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发明创造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一点在杭州话中也表现得很突出。语言尤其是词语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社会的蓬勃发展以及人们对这种发展的感受，都会在言语表达中留下印记。杭州话中的官吴合璧现象，是南北两大文化接触碰撞的语言创新，它与同时期的雕版印刷、火药、冶炼、蚕桑丝绸生产、航海技术等无数发明创造一样，都是宋韵文化中极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创新创造。
（三）你们、我们、他们：杭州话官吴兼容的语言现象是宋韵包容文化的集中表现
对官话词语选择性地少量借用是杭州话官吴兼容的一大特征。杭州话中借用的官话词语主要为关键语法词和少量常用词，因为语言中的这些词语都是世代口耳相传继承下来的，具有很强的滞古性（常无字可写，需用同音字替代）。这就给南北语言交流带来巨大障碍，为满足交流的需要，杭州话就将这些词语直接换成官话词语。例如人称代词，杭州话单数用“你、我、他”，复数加“们”，这在一般吴语中是绝无仅有的。试以“他、他们”为例，与周边吴语进行比较：
由此可知，周边吴语的人称代词一致性很强，单数为“其”，“其”声母脱落成为“伊”，复数加“拉=”，成为“其拉=”和“伊拉=”，“其拉=、伊拉=”合音成为“倻=、伽=”，与杭州话全然不同。
杭州话中借用的官话语法词还有否定词用“不、没有”（周边吴语用“弗/勿、呒有/呒不/呒没”），结构助词用“的”（周边吴语用“个”），以及疑问代词用“哪个”问人，用“哪里”问处所，用“多少”问数量等。借用的少量官话常用词如“太阳、老头儿、日子、洗脸、下棋、东西、事情”等（周边吴语用“日头、老老头/老头子、日脚、汏面/潮面、着棋、物事、事体/事干”等），这些词语杭州话均与北方官话一致，与周边吴语不同。
关键语法词和常用词都是语言中的高频词，此外，关键语法词还是语言中封闭的类，虽数量极其有限，但使用频率非常高，滞古性很强。这些词语的借用大大提高了杭州话的通话程度，有效扫除了语言交流中的障碍。前文说到汉语“入派三声”的特点在北来移民口语中已经出现，这也是一个明显的官话特征，但此特征对提高通话程度帮助不是很大，所以没有借入杭州话。可见，杭州话并不是盲目地借用北来移民的汴洛雅音，而是选择性地借用少量最关键的成分。这是对语言简约经济原则的最佳阐述，也是宋韵文化中极具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的大智大慧。对照今天流行的一批批新借词，如“黑客（hacker）”“派对（party）”“嗨（high）”“酷（cool）”“脱口秀（talkshow）”等，更能体现出杭州话中官话借词厚重的历史文化。
三、杭州话是宋韵文化的历史坐标
杭州话不仅是宋韵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宋韵文化。其所承载的宋韵官话语言标记，不仅是历史上汉语大发展的历史见证，而且是汉语史断代的重要历史参照。
（一）杭州话所承载的宋韵官话语言标记
杭州话中的宋韵官话语言标记分布集中、特征明显，其与北方官话相同，与周边吴语不同的特点集中表现在以下10个方面：
代词方面：杭州话人称代词单数用“你、我、他”，复数加“们”。疑问代词用“哪个”问人（你是～？）”，用“哪里”问处所（你到～去？），用“多少”问数量（你要～？），指示代词远指用“那”（～半边），与北方官话完全相同。
否定词方面：杭州话否定词用“不”（～上～落）、“没”（～大～小）、“没有”（～大帕儿包），“不要”的合音用“嫑”（～学你老头儿），“不会”的合音用“bei”（五岁～得穿袜儿），与周边吴语全然不同。
助词方面：杭州话结构助词用“的”（好～、他们～、吃～用～、来～官儿去～好、年三十～吃，年初一～穿）”，与周边吴语用“个”，声母读［k-、ɡ-、?-］很不一样。
后缀方面：杭州话中有一个数量极其庞大、辨识度极高的儿缀词群，“儿”读自成音节的［l］，与周边吴语读鼻音、儿缀词仅个别残存等情况很不一样（余杭话拟另文讨论）。儿缀词构造多样、变化丰富、能产性极强，例如“肉儿（果肉）”“小鬼头儿”“盘儿碗盏”“耍子儿（玩耍）”“闹架儿（吵架）”“搞搞儿（玩耍）”“好儿不儿（该加儿时不加儿）”“片儿川”“孩儿巷（地名）”“小圆头儿（小名）”“芯片儿（新词）”“电脑小票儿（新词）”。
文白异读方面：杭州话的文白异读很不发达，仅个别字如“防（～恐）”“大（～人）”“敲（～棒槌）”，残有文白异读现象，一些周边吴语普遍存在文白异读的明母、奉微母、泥日母、见母及其他一些字，杭州话都只有相当于周边吴语文读音的一读。例如日母“人”“让”“肉”“热”等字，均只有声母读［z-］，音近“神”“上”“熟”“舌”一读，没有周边吴语声母读［?-］，音近“宁”“娘”“玉”“涅”的白读音，书面语色彩非常浓郁。正如赵元任先生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所说：别处有文白两读的字（家、间、交、江、樱、角、甲、耳等等），在杭州大都取文派的读音，白话中取白派音的字甚少。
词汇方面：常用词中有一定数量的官吴合璧词和官话借词，详见本文二（二）、（三）。
声调方面：杭州话上声声调的归并属官话型，即中古次浊声母字声调并入阴上，全浊声母字声调并入阳去，不同于中古次浊和全浊声母字声调都并入阳去的吴语型方言。
介音方面：杭州话有一组8个［?-］介音韵母，如“抓［ts?a］”“帅［s?ε］”“吹［tsh?ei］”“染［?o#］”“床［dz?a?］”“孙［s?ε?］”“说［s?ε?］”“刷［s?a?］”，与周边吴语区别明显。
韵母方面：杭州话咸、山摄一等覃、谈、寒三韵不分，都读［ε(］韵。例如“贪”“感”“篮”“肝”“汗”等。吴语一般都不同韵，例如萧山话“贪”“蚶”“汗”读［ε(］韵，“感”“篮”“肝”读［ε(］韵。
特字方面：杭州话“打（梗开二端母）”字读［ta53］，不读一般吴语的“德冷切”；“桶（通合一定母）”字读［tho?53］，不读一般吴语的“徒揔切”；“鸟（效开四端母）”字读［li?53］，不读一般吴语的“都了切”；“伞（山开一心母）”“喊（咸开一晓母）”读阴上，不读一般吴语的阴去调。
可见，虽然杭州话的本质是地道的吴语，但与一般吴语的差别很明显，其宋韵官话语言标记十分突出，是不可多得的宋代汴洛雅音的活标本，对研究汉语史的发展演变意义重大。
（二）杭州话中的宋韵官话语言标记是汉语史断代的重要历史参照
外移方言往往会保留某些在本土已经丢失的古老成分，所以杭州话的价值尤其是在汉语史上的价值要高过其他方言。汉语史的断代研究由于缺少早期语言资料，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当时就有现代的先进科学手段，把它记录下来，保存起来，那么今天汉语史的研究特别是音韵史、词汇史的好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杭州话中的宋韵官话语言标记正好弥补了其中部分缺失，为汉语史断代研究提供了一个宋代语言的历史参照。
杭州话中“儿”的读音，为汉语“儿”［e］音史的演变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中间环节和年代参照。从反映北宋都城开封府城市风俗的《东京梦华录》，到记录南宋行都杭州市井风貌的《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系列史料笔记中可看到，北宋汴梁话已有非常发达的儿缀，并与南宋杭州话一脉相承。汉语中的“儿”音，学界一直存有南宋说、辽金说、元代说、明代早期说等多种观点。联系杭州话能直接梳理出其演变轨迹，杭州话中“儿”读舌尖中浊边音［l］，发音时舌尖抬起紧紧抵住上腭；新派读［εl］，在舌尖抬起抵住上腭的过程中带出一个轻微的［ε］；更新一派读［］，舌尖抬起后不再上抵，而是稍稍后卷。杭州话中“儿”的读音与周边吴语带鼻音的［n］、［?］、［?i］、［?ie］等读音完全不同，却与韵图把日母列入半舌半齿音跟来母同类相合，说明杭州话“儿”的读音是对南宋汴洛雅音的直接继承。北京话的“儿”［］音显然是南宋后发生的演变，其音变过程为：l→εl→，并可通过杭州话的新老共时差异解释其历时音变详情。
我国东南沿海各汉语方言都是由古代南方不同地区的民族接受北来移民语言逐渐形成，但形成的大致年代难以确认，必须要参照杭州话这个历史坐标。例如客家话的形成年代一直众说纷纭，有成于唐、五代、宋、明、清等多种观点。其实只要对照杭州话便知，成于宋及宋以后的可信度都很低，因为杭州话中的宋代汴洛雅音成分在客家话中丝毫没有。杭州话说“那不是他们说的”，客家话说作“个呒係渠等人讲个”其指示代词、否定副词、人称代词、结构助词等特征，均与杭州话完全不同，明显属于南方闽粤方言系统，与宋以后的北方方言更是大异其趣。这说明客家话不可能是宋或宋以后才从中原河洛一带南下的，更不要说明代和清代了，其最有可能的形成年代是唐代。反观温州苍南金乡话，一个成于明朝的军话方言岛，上文杭州话中的十大宋韵官话语言标记在金乡话中都具备。杭州话“那不是他们说的”，金乡话说作“那不是他们讲的”，与杭州话非常相似。
研究汉语史，弄清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面貌，了解其从古到今的演变脉络，揭示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都需要参照杭州话这个宋韵文化的历史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