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地区的各种手工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矿冶业、织染业、制瓷业、造船业还是制盐业、制茶业、文具业等，都在这一时期处于优势地位，其中最为突出的应是制茶业与文具制造业。
(1)丝织业
这一时期，南方的丝织业已远远超过了北方。江淮地区自唐人以来在丝织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鼓励农民以丝织品完税的办法，大力发展这一产业，从而使这一地区的丝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仅南唐德昌宫就储藏了七百万匹金帛”，可见其所存丝织品之多，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丝织业发展情况。在吴越统治的两浙地区，丝织业同样有了很大的发展，种桑养蚕比较普遍，农民家家户户都有人专门从事丝织业生产，尤其是城市中，集中了一大批技艺高超的纺织工匠。
如钱谬时，徐绾叛乱，皆免织工当日工作放逐出城。仅润州籍的织锦工就达到数百人，总数当更多，这是吴越官营织锦业发达的一种反映。正是由于官府中集中了一大批能工巧匠从事丝织业生产，因此才出现了“奇器精缣，皆制于官”的现象。江浙地区丝织品花色、品种和产量都有发展。以吴越国为例，其向中原王朝进贡的丝织品种类有：越绫、吴绫、盘龙凤锦、异纹锦、金条纱、绮、绢、罗、锦等不同种类。
江淮地区的丝织业水平冠于全国，早在唐代这里就向朝廷贡献丝织品，仅《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贡品中就有：润州的纹绫、衫罗以及水纹、方纹、鱼口、绣叶、花纹等图案的绫；宣州有五色线球、绫绮；庐州有花纱、交绫丝布；常州有红紫锦巾；扬州有蕃客袍锦、被锦、半臂锦、独窠绫等丝织品。吴、南唐时期继续了这种发展趋势，又创造了一些新产品。
吴越国向中原王朝称臣朝贡，其中就包括了大量丝织品在内。如钱元璀时，一次就向后唐进贡了“吴越异纹绫八千匹、金条纱三千匹、绢万匹、绵九万两”。钱弘佐一次就向后晋进贡了“绢五千匹、丝一万两”。钱傲时，向中原王朝进贡“绫罗锦绮二十八万匹、色绢七十九万七千余匹”。“这证明了当时丝织业之发达程度。
(2)印染业
随着丝织业的发展，印染业也有了新的发展，新的品种不断涌现，染色技术也超过了唐代。在后唐庄宗时期，出现了绚丽多彩的复合色。史载“上因暇日，晚霁登兴平阁，见霞彩可人，命染院亿作霞样纱，作千褶裙，分赐宫嫔。自后民间尚之，竞为衫裙，号拂拂娇。”这种“霞样纱”是一种复合色工艺，印染难度更大。南唐后主李煜时期，创造了一种“天水碧”的颜色，是南唐宫人所创，其制作方法是先将织物浸染成碧色，然后“夕露于中庭，为露所染，其色特好，遂名之”。
就流传到民间，深受人们喜爱，“建康市中，染肆之榜多题曰‘天水碧’”。非常流行。据说，“天水碧”之特殊制作方法是南唐宫人在偶然间发现的，她们用蔷薇水浸染生帛，有人在夜晚忘记收回，正好被深夜之浓露所浸，竟然使色泽更加鲜翠。由是人们发明了这种新的染色方法。其实，“天水碧”即后来所说的天蓝色或天青色，因其色泽鲜艳又大方，深受人们的喜爱。
(3)文具制造业
南唐政府重视发展文化，所以与文化相关的产业也是非常发达的。尤其是以笔墨纸砚为代表的文具制造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南唐二主对书画的喜爱，更使其刻意追求精湛的书画工艺，也因此特别扶持文化产品的制造。
南唐除了设置砚务外，还置有墨务、纸务等官办手工业机构，因此，南唐在文化制造业方面明显优于其他诸国。江淮地区涌现出许多名贵的产品，可谓冠绝一时。即建业澄心堂纸、歙州婺源龙尾砚、歙县李廷珪墨，再加上宣州诸葛笔，成为最珍贵的文房四宝。直至今天，书法爱好者依然将这些地区所产奉为正宗。
南唐引进西蜀造纸工艺，以建业所产“澄心堂纸”为最好，这种纸在宋代受到文人的喜爱。梅尧臣赞其“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有书画一幅，据说其纸为澄心堂纸，历经千载而柔韧如故。
宣州的贡笔早在唐代就很有名，至南唐时，宣州笔尤以诸葛笔妙甲于当时，诸葛笔是南唐宣州制笔名家诸葛氏所制，有“点青螺”、“翘轩宝帚”之誉。
南唐境内出产名墨，名家辈出，其中以李氏家族最为著名，尤以李廷珪所制最精，号称“天下第一墨”，其家世代相传，成为制墨世家。李廷珪祖籍易水(今河北易县)，后迁至歙州定居，因其家高超的制墨技艺而被南唐国主赐国姓李。其墨“坚利可以削木”，，当时有贵族误遗廷珪墨一丸于池中，“疑为水所坏，因不复取，既逾月，临池饮，偶坠金器，乃令善泅者下取之，并得所遗墨，光色不变，表里若新，缘是世多知宝藏云。”可见其质量之佳。
到宋代时，李廷珪墨已成为稀世之宝，史载：“至宣和年，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也。”“还有很多制墨名家，如耿文寿、耿文政、盛通、盛真、朱君德、柴洵、柴成务、李父远、张遇、陈赟等，皆著名于世。”宋人王辟之说：“其制有剑脊圆饼、拙墨、进贡墨、供堂墨，其面多作龙纹，其幕有‘宣府’字，或止云‘宣’，或著姓氏，或别州府，今人间已少传者。”
另据《墨史》卷上载，韩熙载曾让歙州人朱逢造“化松堂墨”，文曰“玄中子”，又曰“麝香月”。视若宝贝，虽亲昵友人，无人见之。直到韩熙载死后，被诸妓分携而去。又据《清异录》卷下《月团》条载：南唐人“徐铉兄弟工翰染，崇饰书具，尝出一‘月团墨’，曰：‘此价值三万’。”真可谓墨中精品。
五代时期，歙砚是砚中名品，其中以婺源所产龙尾石所制龙尾砚最为珍贵，号为“天下之冠”。李煜曾得一砚，“径长才逾尺，前耸三十六峰，皆大尤手指，左右则引两阜坡陀。”砚中有一“龙池”，“遇天雨则浸润，滴水少许池内，经旬不绝。”可见其质地之优良与工艺水平之高超。南唐还有红丝砚、灵壁石砚等皆为名品。
随着文化的繁荣，南唐的印刷业也迅速发展，曾大量刻印佛经以及一些其他书籍。“吴越国的印刷手工业在南方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不但印刷数量多，质量亦最为上乘。“吴越国王钱傲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时已丑岁记”。可见规模宏大和工程浩大。
公元年，钱傲还命灵隐寺僧在素娟上印两万幅应现观音像，这是最早用丝织品印刷的版画，可见印刷技术水平之高。此外，“钱傲命令雕印的其他佛教经像咒图有数字可考者，达68.2万卷。”印量之大，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江淮地区印刷业之发达。
(4)制茶业
茶叶是五代十国时期一项重要的产业，但由于文献对这一时期的茶叶总产量缺乏明确记载，因此，考察产茶区的多少与分布情况，便成为衡量制茶业发展情况的唯一途径。有学者研究表明，认为唐代全国产茶之州共计43个，而五代宋初发展至59个州。这也可以说明五代十国时期制茶业有较大发展。而杜文玉师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得出唐代产茶区事实上已经达到62个州。
而五代十国时期的产茶区与唐代相比还是有所扩大，经过杜文玉师详细考述，认为五代十国时期产茶之州已经增加至84个州，净增了22个州，比唐代增加了35%。五代十国时期茶叶生产的发展，与各国统治者的重视密切相关。因为茶利丰厚，各产茶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都非常重视发展茶叶生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随着人口的频繁迁徙，使茶叶生产技术已经被广泛传播，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茶叶的生产。
江淮地区更是重要产茶区，五代十国时期，无论是产茶分布，还是制茶技术，都有较大的发展或提高。南唐、吴越等政权对茶业生产也很重视，从事茶叶生产的农户越来越多。以南唐为例，据考证，“统治区内共计有二十个产茶州府，其中五个为唐代所无。”
史载：“伏以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又载：“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在江淮的有些地区竟然出现了“作业多仰于茗茶”的现象，有的地区“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什)七八矣”。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官办茶园。比如南唐在建州所建的官茶园其规模是非常之大，据《独醒杂志》卷九记载：茶区“有四十六所，广袤三十余里，分内外园。”
南唐还在各茶区设置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以统管茶事，例如在建州设有“建阳茶局”，在歙州置有“制置茶院”此外，制茶工艺也在不断提高，茶业产量也随之增加，出产的名茶也很多。
五代人韩鄂撰写的《四时纂要》一书中，还对茶树的种植季节、茶园的选择、茶子的播种方法、中耕除草、施肥灌溉以及遮荫等管理措施，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在许多方面比陆羽的《茶经》详细和先进。此书还记载当时茶叶亩产量相当于今天的.7斤。这个数字说明在当时亩产量还是很高的。
南唐北苑制茶工序也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史载“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南唐名茶很多，有京铤、阳羡、开火、团黄等。不但种类多，而且在茶饼的大小及装饰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更有甚者，一些妇女将茶饼用来妆饰面部。号曰“北苑妆”。
(5)制瓷业
江浙地区的制瓷业也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吴越的制瓷业在五代最为发达。其主要烧制青瓷，代表了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尤其以越州窑最为有名，世称“越器”。早在唐代，越窑产品就非常有名，并且作为贡品。至吴越钱氏统治时期，制餐业达到鼎盛。
无论官窑是民窑，都有极大的发展，吴越国每年还向中原王朝上贡了数量巨大的瓷器。史载：处州龙泉县“出青瓷，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从考古结果看，宋代龙泉窑正是在五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事实上，这一时期大多数瓷窑都延续到了宋代，为宋代制瓷业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除了越州窑，吴越国境内的温州、浙西的婺州、以及南唐境内也有不少窑场。今天瓷都景德镇已发现许多五代时期的早期窑址，这里在五代时期已经生产有白瓷和青瓷，现已发现不少五代时期的早期窑址，景德镇的白瓷烧制对宋代以及元、明、清时期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江西境内的吉州窑，是一处综合性的民窑，其产品集中了南北各名窑之大成，瓷器种类繁多，纹饰丰富，有青瓷、影青瓷和黑瓷等，产品甚至还销往国外。
(6)造船业
江浙地区造船业水平较高，南唐境内的扬州、金陵、洪州、饶州等地都有规模宏大的造船业。扬州早在唐代时就是重要的造船中心，吴国统治时期，组建了庞大的水军，所需船舰大都在扬州建造。由此可知宣州虽能造船，但不产良木，必须远购木材造船。而上元，也就是金陵，当时称升州，造船业的规模较大。史载：冯宏铎“聚水军于金陵，楼舰之盛，闻于天下”。
江西洪州也有较大规模的造船业。洪州自古以来多产良木，早在唐代，就有人从江西贩卖木材以图获利。史载“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利则数倍。”这里在唐代就有规模较大的造船业。南唐末年，洪州节度使朱令赟率十五万大军南下，与宋军作战，其“大舰容千人，令赟所乘舰尤大，拥甲士，建大将旗鼓。”
南唐由于地处江淮水乡，政府也非常重视发展造船业，因此，南唐所造之船舰甚多，后周攻占淮南后，李璟初探迁都洪州，当时“国主舟行，旌麾仗卫，六军百司，凡千余里不绝。”南唐灭亡后，后主被迫迁到汴梁，“煜举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属仅千艘。”以上几则史料都可看出其船舰场面之壮观，也说明其造船业之规模宏大。
而地处两浙的吴越造船业非常发达。早在唐德宗时韩混任两浙观察使时，“造楼船战舰三十余艘，以舟师五千人由海门扬威武，至申浦而还。”可见此地造船业规模之大。吴越统治时期，钱氏父子组建了强大的水军，与吴唐长期对峙，每战出动船舰不下数百艘。吴越还与朝鲜、日本开展商业贸易，与北方的贸易规模也很大，大多都是通过海路进行。后来，吴越归宋，“宋帝令王缌麻以上亲属及管内官吏悉归京师，凡千四十四艘”。吴越所造船只之多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