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时期，陈汤受命前往西域抗击匈奴。抵达西域后，他察觉到敌情发生了变化，匈奴的形势相当严峻，正处于孤立无援、四面楚歌的困境。

曾经支持匈奴的小国，如今已纷纷投向大汉。如果此时出兵攻打匈奴，必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

陈汤向当时的将军阐述了自己的计划，将军认为他的提议有理，但在决定出兵之前，仍需先向朝廷请示。

陈汤认为战机稍纵即逝，来不及向上请示，便翻出一份之前的圣旨，谎称朝廷早已批准他们的计划。

陈汤为何不制造一个更为可靠的顶用，而非要使用旧有的呢？

众所周知，我国的四大发明包括造纸术、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其中，造纸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和接触最频繁的一项。

直到东汉时期，蔡伦才发明了纸张。在此之前，普通百姓只能使用竹简，而只有王侯贵族才能负担得起绢帛。

在三皇五帝的时代，人们传递消息时往往需要亲自前往，甚至连国王身边也不过配备了几名传令兵。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推动促进了科技的进步，竹简和绢帛逐渐出现。尤其是竹简，几乎所有国家都开始广泛使用，许多重要事务也都需要通过竹简来记录。

例如，一个人的罪行，如果此人罪行累累，恶行遍及，那么我们可以形容他为“罄竹难书”。然而，竹简的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它过于笨重。

每天传送给王的消息繁多，竹简一捆捆堆积在王面前，宛如一堵墙。它们不仅难以运输，而且储存起来也极为繁琐。

于是，王和他周围的人开始思索，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竹子。

接着，他们想到自己身上穿的布料。这些布料并不是织成后就具备各种颜色，而是需要经过后续的染色处理。

既然染色之前是白色的，那么在上面用墨水写字岂不是更加方便吗？

经过王的试验，他确认这些布料确实可以用来书写，于是决定让所有官员都采用绢帛来传递信息。

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大多数人家所穿的衣物多为粗麻布料，这种材料根本不适合书写，只有昂贵的绢帛才能胜任。即便是普通的官员，也无力负担这种奢侈的用具，更不用说平民了。

有人向王提出了这个问题，王这才意识到，于是他只得不再强迫官员们使用绢帛。虽然官员们嫌贵而不愿使用，但王并不在乎价格，一直坚持使用绢帛。

秦始皇完成六国统一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包括“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举措。

同时，他正式将自己发布的这些政策命名为“制诏”，并为圣旨的撰写制定了统一的格式和规范。

秦始皇自称为“始皇帝”，因此他所下发的命令必须与众不同。他将圣旨的颜色定为明黄，这一举措使得圣旨成为了皇权的象征。

汉朝以后，圣旨所用的材料愈加奢华，然而民间百姓依旧连最基本的绢帛也难以负担。

东汉时期的宦官蔡伦担任宫廷档案馆的管理工作。在日常事务中，他深切体会到“帛既贵重，又不易携带，使用上极为不便”，因此他便着手发明了纸。

蔡伦当时研发纸张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偷懒”。作为宫廷档案官，他的职责之一就是为皇帝传递奏折。

每次运输都需要满载一车，卸货时常把人累得不轻，因此他才想到发明一种适合平民使用的绢帛。然而，纸的出现对于圣旨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皇帝们依旧按照传统使用绢帛，但在使用方式上却变得更加花样繁多。

唐宋时期，圣旨根据内容的不同，分为七种类型：一是册书，二是制书，三是诏书，四是敕书，五是诰命，六是御札，七是敕牓。

这七道圣旨在外观上并无显著区别。

到了明清时期，皇帝根据官员职务的高低，所下达的圣旨内容也有所不同。

一品大员所接收到的圣旨，所用的轴是玉制的；二品官员则是黑犀牛角制的轴；而三品官员的圣旨，则采用了贴金轴。

三品以上的大员圣旨若是拿出去，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只是一旦出售，恐怕性命难保。

三品官员及以下，四品和五品官员所使用的是黑牛角轴，给人一种档次较低的感觉。

五品官员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对于五品以上的官员，皇帝的圣旨上会加盖“制诰之宝”，并且所用的材质较为昂贵，通常是御用的“提花织锦”。

这种材质制作的圣旨呈现彩色，分为三色、五色、七色等，品级越高，所使用的颜色也愈加丰富。

五品以下官员的圣旨上，皇帝只会加盖“制敕之宝”，且所用的材质也较为普通，远不如高级官员的圣旨那般讲究。

这道圣旨的细节繁复，要仿制起来，确实不简单。

若想仿制圣旨，首先必须具备制作圣旨的材料。如前所述，明清时期圣旨所用的材料不仅高档且昂贵，而且是专为皇帝所选的御用材质，普通百姓根本无法获得。

即便是民间想要仿制，也需要费尽心思，因为制作圣旨所采用的“提花织锦”工艺极为复杂，并非寻常技术所能比拟。

古代皇帝为了捍卫皇权的尊贵，凡是物品都必须是独一无二、专为皇室所用。例如，瓷器中有官窑，布料上也有御布。

官窑有专门的窑口进行烧制，其所采用的工艺与民间烧制方式截然不同，提花织锦亦是如此，民间无法织造这种拥有十几道工序的复杂锦缎。

想要从皇宫里弄到一块御布，就如同从宫中取走一件官窑瓷器，不仅难度异常高，而且一旦得手，极容易暴露。

如果发现宫中的物品流落到了民间，这无疑是一起牵涉广泛的大案，涉及的人数众多，恐怕会因此丧命的人不计其数。

为了便于追究责任，连制作圣旨的工匠也必须置于宫廷的严格监管之下。每一份圣旨的制作，都能追溯到具体的工匠身上。如果出现任何差错，负责的工匠恐怕难以逃脱责任。

如果恰好遇上皇帝心情不好，那可就可能丢掉性命。

首先是对材料的严格把控，其次是对工匠的精挑细选，第三道保障则体现在这圣旨本体之上。

圣旨所使用的提花织锦上，通常会绣有复杂精美的纹饰，如祥云、瑞鹤等图案，不同朝代的设计各具特色。

这些绣在圣旨上的花卉，只有宫中几位资历深厚的宫女才能绣成，其余人根本无法做到。

最常见的做法是，在圣旨的两端绣上银色的龙，以此来体现圣旨的权威和真实性。毕竟，龙作为神兽，凡人岂敢轻易触碰。

龙形图案，作为中华民族自古至今恒久不变的象征，其制作可绝非儿戏。只要涉及龙的形象，必定意味着重大的责任，轻则必遭严惩，重则甚至会面临死罪。

因此，在圣旨上绣上龙纹，不仅能够增添其美观度，还能突显皇权的尊贵地位。最为关键的是，这一龙的象征意义，恰恰起到了威慑作用，令那些企图伪造圣旨的人心生畏惧。

在伪造圣旨时，如果没有绣上龙纹，一眼就能辨别出是假货；而若要绣上龙纹，制作过程中就必须格外谨慎。

事实上，这句话通常只会在某些特殊时期才会被使用。

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翻译为：“顺应天命登基称帝的皇帝说。”

这句话源自战国时期的一种“五德始终”学说。有学者认为，天下的朝代更替是由天命所主导，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法则进行安排。因此，谁能够成为皇帝，实质上是上天的选择，也就是“顺应天命登基称帝”。

这种说法在秦汉时期较为盛行，但自汉朝灭亡后，它便逐渐不再流行。

然而到了明朝，朱元璋麾下的刘伯温极力推崇这一理论，正因为如此，朱元璋逐渐开始接受“天命所归”的观点。

明朝设有应天府和顺天府，同时还有一座奉天殿。从明朝起，“奉天承运”这一词汇首次出现在了圣旨之中。

因此，只有在秦汉时期和明清时期，圣旨的开头才会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篇，而其他朝代的圣旨则仅以两个字作为开头。

如果这道圣旨是皇上亲自撰写的，那么开头应该是“制曰”；如果是请宰相代为起草的，那便是“诏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不仅在使用上有讲究，连念法也颇为讲究。按其原意，正确的表述应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么为何太监在宣旨时，总是在“皇帝”前停顿呢？

难道不应该在“皇帝”之后停顿吗？这是因为这句话最初来自戏文，为了在唱腔中保持韵律，才不得不这样断开。

这种情节在戏剧中十分常见，阅读起来也确实别有一番韵味，因此，后来的影视作品便顺理成章地沿用了这种方式，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传承。

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句话，是因为其中的“奉”字，实际上就像古代圣旨中的“防伪水印”一样。

其余的字都是后来加上的，唯独“奉”字，早已绣好，并且必须位于右上角的第一朵祥云之上。

总之，若要伪造一份至高无上的圣旨，不仅需要皇家专用的材料和工匠，更要精通皇家规定与仪式。

这三个步骤缺一不可，而且每一步都极为艰难，几乎可以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难怪陈汤要拿出以前的圣旨，因为那些旧圣旨上有“防伪标志”，不怕被揭穿啊！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能依靠权势私下完成这些步骤，那么伪造圣旨的意义就不大了，完全可以直接发动政变，强行登基了！